第42章 近代争鸣

清末光绪年间，梁启超在《新民丛报》上发表《吕不韦传》，对吕不韦做了全新的评价：“吕不韦者，中国历史上第一流之政治家也。其以商贾之身，操邦国之柄，其魄力之大，识见之高，古今罕有。其‘奇货可居’之策，实是现代投资学之先驱。其编《吕氏春秋》，集先秦诸子之大成，其思想之博大，体系之周密，非后世腐儒所能梦见。然其私德有亏，进妾盗国，卒致身败名裂，亦可为后世政治家之戒。”

梁启超的观点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当时的维新派人士，都很推崇吕不韦，认为他是改革的先驱。谭嗣同在《仁学》里说：“吕不韦之《吕氏春秋》，多平等之义，其‘贵公’‘去私’之论，与西方之‘民有、民治、民享’相近。惜乎秦以法家治天下，其说不行。”

章太炎则对吕不韦的评价比较负面，他说：“吕不韦，奸商也。其进姬一事，污人国体。其《吕氏春秋》，虽杂，然多剽窃诸子之言，没有什么新意。然其反对秦之苛政，则有可取者。”

民国时期，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里，提到了《东周列国志》里的吕不韦故事，说它“虽多演义，然亦可见民间对吕不韦之看法”。

郭沫若写了《吕不韦与秦王政》，对吕不韦做了详细的考证。他认为，嬴政就是吕不韦的儿子，他说：“《史记》里的记载，不是空穴来风。吕不韦献姬的时候，赵姬已经怀孕，至大期而生政，这在医学上虽然不是不可能，但可能性很小。不过，司马迁是历史学家，他不会随便写，所以应该可信。”

他还认为，吕不韦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伟大的政治家，他的《吕氏春秋》是先秦思想的总结，他说：“吕不韦的《吕氏春秋》，是想为秦国的统一提供一套理论体系。可惜的是，嬴政没有采用他的理论，而是采用了法家的理论，所以秦二世而亡。”

近代的学者，对吕不韦的评价，不再局限于道德层面，而是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评价。他们肯定了吕不韦的政治才能，肯定了《吕氏春秋》的学术价值，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私德问题。